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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人治没有法治,这种看法过于绝对了。至少从《史记》里看,那时处臵刑犯并无太大的随意性,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秦帝国更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用法治最具有一贯性、也是最彻底的帝国。虽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实行法治最彻底的王朝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最早是从古希腊的自然法开始的,权威来自上帝,中国早期的法律其实与此也很类似。中国古代也有法,而且几千年一直被不断的强调,那就是“礼”法,它的权威来自上天,所不同的是,它集中反映到“天子”的身上而已。出于礼法的要求,中国帝王的很多做法不仅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而且也代表了法理上的要求。
例如舜的弟弟象,什么坏事做尽,舜还得给他一块封地,因为礼法要求他必须这样做,此外文、景二帝对兄弟的纵容,也被誉为是亲亲的善举,而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威胁到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的礼法特征决定的,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时的法律,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大众信仰,很容易陷于孤立。当然,这个“法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有时不违背它也确实影响到了社会公平,甚至还可能会危及到天子的统治,于是问题的核心就到了如何控制“礼”的度?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度是非常模糊的。
首先,天子的职责是教化万民和维护自己来自上天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他只有用倡导“宗教”中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自然习惯方式来维护社会团结,于是“家国同构”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为巩固天子作为一个“国家”大家长的地位,他唯有自己先作出表率,从彰显孝悌开始做起,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前面对亲属过于纵容的局面。一纵容就必然有违法乱纪现象,小点的杀死个把老百姓还无所谓,如果影响大了,有僭越行为或是名声过于败坏,严重影响到一地的治理,那就非常麻烦。于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外,又多了一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种模凌两可却为酷吏的灵活操作下了注脚。
一方面,他们不畏世家大族,敢于执法,这一点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他们行事又非得不择手段,不然就办不成,其执法的后果又使皇家丢尽了颜面,所以酷吏们很少有能得善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一对矛盾:用他们,这些酷吏们有时的确做过头,不惜在太岁头上动土,甚至觉得牵连的人越多越好,官越大越好,对方是否犯法倒成次要的,反正没犯法也能栽赃,搞得亲属百官人心惶惶;不用他们,亲属贵族们又恃宠而骄,奢糜犯禁毫无节制,甚至结党阳奉阴违,在地方上雄霸一方,连官府都不敢治理。
于是只好用一批酷吏,等他犯了众怒再杀掉,再选新的,再杀,如此循环。这就令法律的执行呈一种不联贯的状态。天子最好的方式是,枝叶过少了浇浇水,枝叶过大了剪两刀,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顺序还不能做反,例如秦末剪得太多,西汉末浇水过多,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其次,天子的权威代表了上天的权威,“法自上出”,天子制订的法律是不能够私下议论的,只有执行的份。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天子从理论上说是人神合一的,但从事实看他还是个普通人,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私欲,那么他的法令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意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为了维护圣旨的神圣,大家倒宁愿从公心上去考虑每一道圣旨,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皇帝如果大兴土木,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颜面,皇帝如果广纳嫔妃,那是是为了增广子嗣以求江山万代一统,总之私意都被说成是公心,然而问题却在于:皇帝颁布的法律错了或者不合理怎么办?结果只能是,错了也得执行,不合理当作它合理,直到皇帝醒悟过来改弦更张为止。
这即是说,即便法律有问题,大家也得按照这个有问题的法律来执行。由于在制订法律过程中多数人是缺乏发言权的,例如商鞅颁布的法律“民莫敢议令”,所以即便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也是下面行政人员的责任,政府只会采取一种高压的态势来强迫执行。谁来执行呢?只有那些酷吏。这样的严格执法有时可能还非常糟糕。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期,法皆斩”这一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其实一点也不缺法治,只是这个法治在制订和操作过程中都有问题,既缺乏一贯性,也不可能一贯的执行而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法律以“礼”为中心,礼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而法的目标却是为了取得公平,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回事,但有更多的时候又是两回事,令法律的操作者不易抉择;另一个则是法律的制订至少在名义上均出于“天子”一人,民众既不得诽议,更不得擅自更改,即便有不妥,法律的神圣性仍不得动摇。一方面要遵守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领导者凭自己的理想制订的东西,多少有点脱离实际,或者说不够完善,这就令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做到不折不扣。
由于中国文化中并无集体领导的意识,大家强调的都是“蛇无头不行”,于是法律的制订也好,执行也罢,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它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道家也好,儒家也罢,都是围绕着一个抽象的中心,用它来灵活的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程序也无法固定,这就令法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是暧昧。执行得太松,违法乱纪的太多,执行得太紧,又被大家毁为“苛政”,于是只能一松一紧,再松,再紧,过段时间来个“严打”震慑一下,再过段时间又来个“大赦天下”松动一下;两千年历史表明:这种做法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那么为什么程序无法固定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一些人长期在地方为霸,关系盘根错节,法不能纠,为了维护稳定,只能采取强制性措施。这就象某些人你知道它无恶不作,天怒人怨,可就是抓他没有证据,而且几乎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为他说好话,你还会按照标准的法律程序来办理吗?《游侠列传》里的郭解就是一个例子:他杀人无所顾忌,为人又讲义气,视官府如虚设,在地方上比官府势力还大,俨然是一霸。
皇帝要徙豪富之家,可郭解仗义疏财,家中钱物达不到迁徙的标准,却仍在迁徙之列。卫青说郭解家贫,武帝就回答一个百姓能让大将军说情,说明他不穷。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没过多久,负责迁徙郭解的县掾就被杀,接着其父也被杀,其家人上书,“人又杀之阙下”,等到好不容易抓住了郭解,一审,要么他杀人是在大赦之前,要么就是找不到杀人的人,查无实证,官吏只好奏“无罪”,最后政府不得不给一个莫须有的罪民族杀郭解把问题解决。
那么为什么法律只有少数人来制订呢?因为多数中国老百姓只习惯于考虑眼前,不考虑长远,安于逸乐,不喜劳苦。如汉朝拓边,良家子都不愿意去,只能招募些罪犯或者极其低贱的人,久之则有“流”刑,秦朝修个长城,民间也编出了一个“孟姜女”,哭倒长城一片。只要与自己当前利益无关,没有谁会去关心,大家都喜欢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喜欢搭便车,都只安于享受。这一点西门豹看得很清楚,“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这与今天家长们对子女的话何其一致!故而官吏也被称作“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就有责任让百姓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像今天的中国父母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一样,不学就是大棒子,没有什么理由好讲,法律就是这样制订出来的。
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超前发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是极端抽象和粗线条的,一方面它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容易在基层得到切实的执行,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便是中国法治的特点。
夜空漫漫,自古英雄如群星闪烁;《史记》篇篇,载得义士似金般辉煌。
“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着成信使照尘寰”,司马迁一部《史记》为我们诉说着古今的变迁,讲述着英雄的史诗。读罢《史记》,内心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疑惑“何人可谓英雄”。
或许有人说:“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可谓英雄。”我认为秦始皇不可。原因有三:其一、秦始皇虽扫六合,但统治极其腐朽。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求取仙丹,耗费国力。其二、秦始皇教子不当,其子胡亥同李斯、吕不韦谋权篡位。其三、秦始皇自认功劳胜过三皇五帝,过于骄傲。
再有人说:“西楚霸王项羽可谓英雄。”项羽此人优点极多——懂得爱民,英勇无比,破釜沉舟打败章邯。但项羽不懂得用人,未能重用亚父范增等一大批人才,虽在战场上扬言愿与刘邦决一雌雄,最终兵败自刎未能统一天下。假如项羽能重用范增等人,我想刘邦未必能称帝。不懂得用人,项羽不能谓之英雄。
“汉高祖刘邦可谓之英雄?”我认为不可,汉高祖此人虽在破秦之时善于用人,但自从建汉后便开始大肆杀戮良臣,韩信、彭越、黥布三大开国功臣先后以“谋反罪”被杀,但还好有张良、曹参、萧何三人帮助,不然早就亡国了。
文种、伍子胥、苏秦等不知功成名就之时隐逸归田,而偏偏去与君王同喜同忧,结果只落得自杀归天,也不能谓之英雄。
蒙恬蒙毅兄弟二人,虽为秦始皇立下汗马功劳,但终究被胡亥所杀,而蒙恬却怪罪于修长城,岂不荒唐!更不能谓之英雄。
至于那战国四公子: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也是各有短处,不能称之为英雄。
我认为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可以当选为英雄。因为二人都曾在外流亡过,知道百姓疾苦,又有管仲、狐偃等忠臣辅佐,故能称霸一方。
专诸报恩刺杀王僚,虽成但身死;豫让报智伯之恩二刺赵襄子,临死斩空衣报仇;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荆轲刺秦王未成被杀身亡……一生舍己为国,“义”字当先,个个可谓英雄! 读史记,尝得古代酸甜苦辣,品得义士忠义英勇,历史的星空因有了一个个的英雄才不会黯淡。
星光闪闪,愿英雄威名永垂千古;月亮寒寒,盼义士事迹流传万年。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本记传体通史,而且是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经受了各种打击,呕心沥血在公元前91年完成的旷世巨作。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撰些时代中各领域英雄豪杰和记载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列传”,是它让我感受到了历代英雄人物的气概与豪迈。
比如说列传中的“刺客列传”里的聂政、荆轲等人。以前,我认为刺客不过就是那些品行不正,只知道搞偷袭的.人,但史记上的叙述,让我明白,有些刺客是不仅仗义疏财、劫富济贫,而且对君子赤胆忠心,像有些为了自己的国家去行刺君王,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真可谓是有去无归。虽然如此,但他们依然一心为君,就像荆轲临走时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更有那后来身中八剑却仍一心想着太子丹,这就是他们的赤胆忠心的最好表现。
在《史记》里,我认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立木取信的商鞅,巧言退兵的陈轸,少年有为的孟尝君,错失良才的魏惠王,贪利失地的楚怀王……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不从浊流的屈原。
屈原是楚国著名的大诗人,他知识非常渊博,口才也很好,无论是对外交际,还是管理内政,他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楚怀王很赏识他。可是,屈原的才华受到了上官大夫的嫉妒,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楚怀王面前造谣生事,楚怀王听得多了,也就信以为真,渐渐地疏远了屈原。德才兼备又清高孤傲的屈原,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长诗《离骚》,多年来屈原报国的愿望未能实现,最终跳进汨罗江自尽了。
读了《史记》后我才明白,原来在古代所谓的“品行不正”也大多都仅仅是“行”不正而“品”正,他们一心只为王,他们如果没有那“品”不正的王,一定是英雄,这让我深刻的了解到了一个决策者的重要性。包括屈原等人在内,都是因为社会腐败、堕落的现象,导致有些人只想着个人利益,才会让那些真正为国家着想的忠臣落到悲惨的下场,也许在古代,皇权才是最重要的吧……
假期里,我读完了《史记》。通过它,我看到了卧薪尝胆的勾践,善于用兵的孙武,围魏救赵的孙膑,知错就改的廉颇……仿佛真的看到了魏惠王的十颗夜明珠,赵惠王的和氏璧;秦始皇焚书抗儒,商鞅立木取信也令我印象深刻。
其中,项羽的故事最使我受教。
在“鸿门宴”之前,项羽的谋士范增早就看出刘邦是日后与项羽争夺天下之人,请求项羽在宴会上将其刺杀,以除后患。但项羽没能听从他的建议。范增又派项庄在宴会上舞剑刺杀,可时机太晚,被刘邦看出,刺杀失败了。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要听得进劝告,不要自以为是,一意孤行。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件事:有一次,门口有个小贩在搞抽奖游戏。正好我兜里带了五元钱,看着那些“奖品”,不禁心动了。于是,我拿出一块钱。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说:“不要抽啊!那是骗人的!”我却听不进去,把所有的钱都买成奖券。结果,我一个也没中。直到现在,我还十分后悔,五元钱,就这么装进了小贩的腰包。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听那个同学的劝告,一意孤行。
之后,项羽和秦军展开了一场战斗,项羽凭着勇气,破釜沉舟,把所有的船只凿沉,又把所有做饭的锅砸碎,每个人身上只带三天的干粮。军队由于没有了退路,个个视死如归,以一当十,赢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我们不能知难而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有一个周末,爸爸带我去“跳跳虎”游乐园玩。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走钢丝。开始,我很害怕,有爸爸拉着我的手才敢走。可是刚走了一会,爸爸突然把手松开,自己先走了。我很害怕,心想:怎么办?钢丝这么危险,我一个人怎么走啊!这时,我看到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在我后面,一步一步地走着,旁边没有一个大人。我心想:他那么小都敢走,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我也开始走。走了几步,我找到了窍门,走得越来越快,终于到达了终点。
《史记》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我非常喜欢它。
这一篇写了五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刑轲。
曹沫,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派他带兵与齐国战,屡战屡败,连失几城。曹沫觉得很惭愧,但庄公仍很信任他,“犹复以为将”。齐恒公与鲁庄公于柯邑会盟,曹沫趁隙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投鼠忌器,无法近前,问曹沫,你想干嘛,曹沫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这时候其实他说什么齐桓公都会答应吧,只要不杀齐桓公,于是齐桓公答应“尽归齐之侵地”,曹沫也干脆,齐桓公一答应,他立马扔掉匕首,回到鲁国群臣的位列中,谈笑自若。齐桓公心里当然愤怒,回去就想背约,管仲劝他,“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这样,“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復予鲁”。
曹沫很有勇气,心理素质好,机智。他是本篇介绍的几个刺客中唯一从刺杀现场平安脱险的幸运儿。
专诸,吴国人。伍子胥了解专诸的能力。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后就向吴王僚游说伐楚之利,被公子光否定了,说伍子胥提出伐楚是为报私仇,不是为吴国作想。伍子胥因此推断公子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这个内事是提公子光有杀吴王僚以自立的图谋。于是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公子光想杀吴王僚自立是有原因的,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的四弟季子札贤,诸樊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子札坚辞不受,于是诸樊不立太子,将王位传给其二弟,二弟死了传三弟,三弟死了准备传四弟季子札时,季子札跑了,于是吴国人立三弟的儿子为吴王,即吴王僚,这下子诸樊的长子公子光就不乐意了,认为王位应该是他的。他很有耐心,等到吴王僚派其弟领兵攻楚,同时派季子出使晋国以观诸侯反应,而楚国虽正值国丧,但并不示弱,派兵从背后断了吴军退路;这时候公子光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就与专诸商量,是出手的时候了。公子光发请帖请吴王僚吃饭,吴王僚也是有防备的,带了一大批护卫来赴宴,大家喝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公子光称脚痛进入内室,专诸将鱼端给吴王僚吃,近前后抽出藏于鱼肚子内的匕首刺吴王僚,“王僚立死。”专诸也被迅速扑来的吴王僚的随从杀死。吴王的人见僚已死,一时惶乱。公子光这时带入事先埋伏的人一拥而上,把吴王僚的人全部除掉。然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的特点应该是刺杀技术好吧,快、准、狠,一发即中。他刺杀成功后被对方杀死于现场,死得其所。
豫让,晋国人。他开初是范氏及中行氏的手下,不受重用,就改投到智伯门下。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死于与赵襄子的战斗中,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极深,不但与魏韩合谋灭了智伯,三分其地,还“漆其头以为饮器”,这个,有点变态了。豫让逃到山中,立志为智伯报仇。他报仇的手段一直走的悲情路线,先是扮囚犯到赵襄子宫中去刷厕所,想趁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他,被发现并抓住了,赵襄子念其忠义,放了他。然后他就扮乞丐,“漆身为厉,呑碳为哑”,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了,他一个老朋友在街上认出他来,都感动哭了,说以你之才,假装投到赵襄子门下,他一定会收留并重用你的,这样你不是更有机会接近他并杀掉他吗。豫让比较死脑筋,认为我心怀二心投到赵襄子门下并杀他,一是对智伯不忠,二是对赵襄子不义,不能做这种事。他躲在赵襄子的马车必经的一座桥下,结果马惊,赵襄子立即意识到是豫让在附近,于是豫让又被抓住了,赵襄子忍不住指责他,说你也曾经是范氏中行氏的手下,智伯灭范氏中行氏你无所作为,而今我灭智伯你却执意要杀我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的回答比较经典,说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就以常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默然,说我已放过你一次,你这样不依不饶,我无法再饶你,豫让也有他的逻辑,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你要杀就杀吧,临死前希望能刺穿你的外衣来成全我为智伯报仇的意愿,赵襄子感其义气,就脱下外衣让手下拿着,豫让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然后伏剑自杀。
豫让作为一个刺客其实并不专业,他像是一个彻底入戏的演员,专门向世人演示什么是忠义,只专注于表演过程而不计结果,是个失败的刺客。其实他蛮聪明的,很会说话,是个挺有才的文人,只是死脑筋,中毒太深,枉送了性命。想像他连续三次跃起去刺击赵襄子的衣服,然后伏剑自杀的画面,感觉他像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小丑,有点悲怆的喜感。唉,这让我想起一句被篡改的歌词:“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笑点低”。
聂政,轵深井里人,轵在哪里?不大清楚。杀了人后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一起搬到齐国居住,以屠宰为生。濮阳严仲子本来是韩哀侯的臣子,与韩相累侠结了怨,就跑回老家,一心想除掉累侠,到处访求勇士。听说聂政勇,多次去齐拜访聂政,又备了酒席到聂政门前,并送上百金给聂政母亲祝寿。聂政“惊其厚”,“固辞”。严仲子避开他人,向聂政讲了来意。聂政说我是因为有母亲要赡养才避仇在此,“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最终没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既已葬,除服”。这时候,聂政就去找严仲子了,说:“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亲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就把详情说了,并说了困难之处:对方为韩相,且是韩君季父,在韩国宗族众多,护卫严密,我谋划了很久,终不能成。并说“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拒绝了严仲子给他增派人马的提议,说濮阳与韩国相距不远,韩相耳目众多,我们人多了就难免生是非,有是非就容易泄漏机密,若事情传到累侠耳里,“语泄是韩举国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聂政独自去到韩国,仗剑闯入累侠府中,当时累侠正坐在府中,左右护卫甚多,聂政直接冲上台阶刺杀了累侠,左右大乱,聂政大声呼喝,砍杀几十人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其肠,遂以死。”
聂政是个孝义双全,冷血果断的杀手。他的每个决定其实都有其道理,你知道他为什么临死前要自已割面挖眼毁容吗,那是因为他还有个姐姐在,他不想让韩国人查到他的身份去杀他姐姐报仇,可见他心思细腻,侠骨柔肠,乃重信诺有担当的真汉子也。说到他姐姐,也不是个耙角,她在齐国听说韩相被人刺杀,韩国将凶手暴尸街头,悬赏征询凶手身份时,意识到可能是弟弟聂政,就去韩国认尸,伏尸痛哭,最后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荆轲,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刺客,可能要写的会比较多,不如下一篇再写。
关于已写的这几个刺客,一个是在齐鲁会盟时劫持齐桓公胁迫其归还失地的曹沫;一个是帮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后被僚的手下刺死的专诸;一个是立志为智伯报仇结果只刺穿了仇人衣服后自杀的豫让;还有一个是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相累侠后毁容自杀的聂政。四个刺客各有所长,曹沫有勇,专诸有能,豫让有忠,聂政孝义。说到这里,想到中国古代道德观最强调的四个字:忠、孝、节、义,鉴于当今社会节操如水银泄地覆水难收的现状,那“节”字就暂时不提也罢。“忠”是忠君,报君主知遇之恩;“孝”是孝亲,报父母养育之恩;“义”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报朋友善待之情。其实我觉得到现代对这几个字已经不能只从字面上机械解释了,应该理解精神实质,就像豫让说的,彼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实际上就是对方怎样待我,我就以相同规格回报,这才是合理的逻辑,不能死忠愚孝蛮干。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间跨越三千多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他治理了九条河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我还从赵氏孤儿,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陈胜吴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6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著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曾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但他们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们将化为炎黄子孙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皆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在历史的长河留下自己的影子,也许这也是一种荣耀吧。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敬孔子,畏霸王,颂毛遂,服姜尚,笑幽王,憎纣王,悲韩信,怜李广。
读书,读史,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神,苏武牧羊的爱国与执着,张骞出使的坚毅与无畏,陈胜举兵的大义与凛厉。
品味全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谓为英雄———项羽。是的,就是那个四面楚歌,垓下自刎的落魄之人。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但我想项羽是个例外,遭汉军重围,一人杀敌数百,死战到底。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然“燕鹊安知鸿鹄之志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遗恨千古。
然而,刘邦违背鸿沟和约终究成为其一生难以拭去的污点,他终究是个不顾手足之情的刽子手。于他,项羽不过就是冗长而虚渺的过渡之梦。梦醒之时,天下尽在咫尺。于我,他终只是个鸟尽弓藏、为权势而活的枭雄。
成王败寇,战争俨然成为解救之法,英雄与枭雄无数次站在风口浪尖上角逐,其中一人的失败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成功。然而英雄无所谓清贫抑或富贵,不为名利所趋,所欲追寻的不过“正义”二字,为的只是黎民百姓与江山社稷安危。
姬昌父子起兵反商,为的是因炮烙之刑无辜惨死的冤魂,为的是不让比干一颗赤胆忠心付诸东流,为的是维持天下秩序,国家需要周武王这样一位领袖。恰恰相反,淮南王刘长醉心权势,不满已有的封地,引发战乱,最终也不过是不成气候的“过江龙”。
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迷离了我的双眼;百转千回,人情冷暖,一点点冰封我的思绪。可我从不曾怀疑这个缤纷的世界,重耳在外流亡十九载,却终登帝位,名垂青史;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了灭国之仇;孙膑膑足,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
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
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司马迁写历史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常常对故事细节不惜重墨,重重渲染,对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却语焉不详,这明显是小学记叙文写作知识不扎实造成的(可见再伟大的人物,也有不足的地方),写《孙子吴起列传》的时候是这样,写优孟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
优孟,生卒年不详,姓不详,春秋楚国人。据说他小的时候就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一样,喜欢唱歌跳舞,由于家境贫寒,最后只能以演艺为职业。这绝对是个迫不得已的选择,那时候的艺人绝不像现在的影视歌明星一样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反是一种比较卑下的工作,被称为“优伶”。优孟同志由于没有姓只知道字“孟”,所以司马迁就给他起了个“优孟”的名字,我们姑且也这么称呼他吧。
优孟很勤奋,又比较机敏,非常擅长即兴创作,演唱的歌曲总能跟情景丝丝入扣,他演唱忧伤歌曲的时候,常常使“闻者落泪”,于是就有机会被楚庄王赏识,成为了楚庄王的御用乐师,相当于我们现在总政歌舞团的当红演员。虽然从苦孩子变成了当红歌星,但优孟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仍然生活简朴,且处处以“贤者”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利用自己能经常接触到最高首长的机会,把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合理化建议以即兴创作成歌曲的形式来“讽谏”,好在楚庄王还不算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这种进谏的方式又比较容易被人接受,所以优孟以演员的身份替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楚国的宰相孙叔敖是个非常清正廉明的人,他很欣赏优孟,认为优孟是真正的“贤者”,于是常常帮助优孟,并和优孟交流服务群众的心得体会。优孟认为自己遇到了知己,把孙叔敖视为良师和益友,这种真挚的友谊一直激励着优孟。可惜的是,孙叔敖不久得了重病,临死之前,他把家人都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活着的时候是楚国的宰相,大王给了我二千石的俸禄,我们深受王恩,我死之后,你们不要再借着我的余威留在都城,都回老家去吧,薄田亦可以糊口。又对泣不成声的儿子说,优孟是个贤者,如果你实在贫困到活不下去了,就去找他吧,他一定会帮你的,说完撒手人寰。
孙叔敖实在是个廉洁的人,除了几亩薄田,什么物质财富都没有留下。他死之后没有几年,儿子就已经穷困潦倒,不得不到都城中替大户人家背柴为生。有一天,正当他背着一捆柴在墙角略作休息的时候,远远望见优孟走了过来,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他迎面赶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声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我父亲临终前“属(嘱)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打量了良久,然后说:“你不要出远门,等我的消息。”在优孟看来,这句话就是承诺,也就是他的登高计划。随即,优孟回家,命人缝制了类似孙叔敖的衣服帽子,给自己穿戴上,并凭借对孙叔敖生前的回忆,来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止。
一晃就是一年多,优孟的登高措施非常到有效,优孟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模仿秀的最高境界,因为连当时和孙叔敖过从甚密的一些大臣也都差点分辨不出他只是个假的孙叔敖。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楚庄王大宴群臣,请优孟过来表演节目助兴。优孟穿戴整齐,先上前敬酒,庄王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复活了,也许是因为孙叔敖“能臣”的印象让庄王太深刻了,竟然要要任命像极了孙叔敖的优孟为宰相。孙叔敖本身有惧内的习惯,优孟干脆连这一点都模仿了,于是说:“请允许我回去和妻子商量商量,三天以后再来答复大王。”
三天以后,优孟来了。庄王问:“你妻子说了些什么?”优孟回答说:“我妻子不同意,她说楚国宰相不值得做。孙叔敖身为宰相,忠诚廉洁,所以楚王才得以称霸。现在他死了,他儿子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穷得靠背柴维身。像孙叔敖那样,还不如自杀。”说到这里,优孟即兴创作了流传青史的讽谏歌:“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贫鄙者余财,不顾耻辱……”,大概的意思就是借孙叔敖的遭遇来讽刺庄王对不起有功之臣,替孙叔敖和他的儿子鸣不平,替正义鸣冤。
一曲既罢,庄王感到万分惭愧,立刻向优孟道歉,并马上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把寝丘的四百户封给他,用来供奉孙叔敖的祭祀,后来传了十代都没有断绝。
读到这里,我不禁掩卷长嗟,优孟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一个多么勇敢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春秋时代没有民主,国家就是君王私人财产,君王对子民拥有生杀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优孟为了公平和正义,为了帮助一个本该获得国家补助的人,不但花了一年的时间做准备,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公然对君王言出不逊,批评君王的过失,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反观当下,那些当红的歌星也好,艺术家也罢,唱歌要出场费,参加活动要酬劳费,偶尔良心发现捐些许善款又企图“诈捐”,虽然也有几个传言被潜规则牺牲了的,但这些牺牲者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才上当受骗的?又有谁是为了别人,为了正义呢?呜呼,哀哉!
我从来没有演艺界的偶像,从今天开始,就让优孟成为我的偶像吧!
当然,优孟的登高计划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帮助到别人,他也一定很快乐吧!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可怕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伯夷列传:夷齐让国的事迹因孔子闻名,七十列传中的众多人物也会因太史公之笔而名垂千古!司马迁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责任!
管晏列传:管仲为相的齐国,政令不唱高调,政策与人民好恶相同,不别出心裁。知道执政者给老百姓的好处,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好处;晏婴顺便搭救越石父且延为上宾,并能推荐自己的司机做官,而司马迁落难之时竟无一人能施以援手。难怪司马迁感慨愿意给晏婴当司机了!
老子韩非列传:老、庄、申、韩四位大思想家生平一笔带过,却将韩非《说难》全文照录,可知司马迁认为让当政者明白,甚至接受自己的意见太难了!韩非毒酒逼死,自己蚕室受辱!
司马穰苴列传:立军威敢拿国君之宠臣开刀,用实际行动说明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孙子吴起列传:孙武用吴王阖闾宠妃的生命,说明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存亡,不可儿戏!孙膑用围魏救赵和减灶假象两场战役,实现了庞涓“遂成竖子之名”的嗟叹!吴起辗转多国,在卫母丧不归,与曾子分道;在鲁杀妻求将,名声扫地;在魏镇守西河,谏在德不在险,却与田文论功;最后相楚,实行变法,为他人作嫁衣裳!感觉兵家诸公,多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伍子胥列传:在“不为节操而轻死,不为天年而苟活”的人生信念上,伍子胥和司马迁可谓前赴后继!伍子胥不应诱诏,弃蝼蚁之死,经宋,郑,晋曲折至吴,历昭关险渡,街市乞讨,乡野躬耕,宫闱惊变,最终联唐蔡,间郧随,破郢都,鞭王尸!若此前所谋,皆为一己恩仇,则以后所虑,关乎一国兴替!不料竭忠尽智,换来属镂之剑;伐梓做器,眼看头颅高悬!司马迁一介文人,忍受宫刑之耻而苟活,成就太史之书以不朽!若苟活,为一己湮没而名不称,今书成,以一家之言而续《春秋》,笔做枪,史为弹,褒贬今古,臧否人物,终为武帝所忌,杳然不知所终!壮哉,悲夫!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枢纽,串联出术业专攻,性格迥异的弟子们!只言片语间,众弟子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子骞“如有复我,必在汶上”的决绝;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忠诚;子夏“绘事后素,礼后乎”的领悟;子贡“一使而五国变”的大气;曾点“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宰予“三年之丧不亦久乎”的愚钝;司马牛“斯可谓之仁乎?斯可谓之君子乎”的执拗!《史记》第一次完整记述孔子的生平事迹,系统梳理众弟子的师承源流,对于后世诸儒,深刻理解孔子及思想居功至伟!
商君列传:相对于后世众多变法人亡政息或中途夭折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在战国这个大争的时代,他通过铁血政令和铁腕执行,使秦国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商鞅本身则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客观因素,先是在嫉贤妒能的公叔痤手下长期雪藏;以贵族身份不得已通过宦官景监引荐才得以出仕;怀揣帝道、王道、霸道,三易其稿才摸透秦孝公的用意;不惜得罪太子等宗室贵戚,陷自身极度危险之中以成投名状!主观因素则是性格上刻薄少恩,冷酷无情,政治上贪位贪名,排斥异己,生活上奢侈铺陈,膨胀越礼!最后作法自毙也是应有之义了!
不过商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不过是秦孝公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棋子而已,他所坚定推行的制度,他自身也逃不出请君入瓮的宿命!
苏秦张仪列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论”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在《法言》中先肯定司马迁实录精神,又提出“子长多爱,爱奇也”的观点!《史记》关于苏秦、张仪的人生记录和言论多采用《战国策》的文本,导致词赋化倾向明显,史实相对弱化的情况!
通过苏秦张仪列传,让我们充分见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的纵横家的风采!苏秦张仪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凭自己对时局的理解和能言善辩的才华,纵横捭阖,任意挥洒,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标志着中国社会文化主体由贵族阶层逐渐走入平民世界!
当初苏秦被兄弟嫂妹妻妾嘲笑,到后来身披六国相印,周显王恐惧,除道,使人郊迎;张仪被人诬陷,侮辱,毒打,到后来将楚怀王君臣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其中经历了多少传奇不由得令人惊叹!但成为萧何,败也萧何,苏秦张仪的人生始终浮沉在政治的漩涡和权势的倾轧中,波诡云谲的局势,翻云覆雨的君王,都让他们如履薄冰!最后结局能免于刑戮已属善终!
难怪庄子拒绝楚庄王的高官厚禄:“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苏秦张仪列传:这两个纵横家的代表人物,除了以口吐莲花的辩才,江山在心的谋略,穿梭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之外,私下里的小花絮也特别有意思!
苏秦回邯郸复命途中,顺便回洛阳老家显摆一下,嫂子前倨后恭的表现,让苏秦感慨万千:当初假设我有二顷好地,估计也不会出来奋斗,也就不会有身披六国相印的事儿了!看来有时候成功真是逼出来的!
当初苏秦去燕国求功名的时候,借了别人一百块,现在发达了,把那人找来,还了一百万块钱!看看,苏秦很有情有义吧!
当随从们都得到奖赏之际,有一个人却被苏秦晾那了,找苏秦理论。苏秦平静的说:在我徘徊易水河边,那可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好几次你都要弃我而去,让人刻骨铭心,所以让你久等了!这事用“睚眦必报”好像不太妥当,但和鲍叔宽容管仲的境界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张仪学成先去了楚国,想在贵族聚会上混个脸熟,倒霉催的碰巧主家一块玉璧丢了,转一圈就张仪穿得寒酸,那偷东西的就你了,打了一顿也没承认,回家赶紧问老婆看舌头还在不?老婆笑着说还在,张仪这才放心的说了声“足矣”!妥妥的“一技在身,走遍天下”的节奏啊!
我很佩服神农氏勇于遍尝百草,他可以不顾自己,但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他凭着自己人的勇敢,当上了各氏族的首领,他唯一的短处就是缺少威严,造成了氏族灭亡的后果。如果他能大胆地带领自己的部族,加强管理,将不会导致氏族灭亡。教育我们,作为一名班干部,就应该学会管理好班级,处处为全体同学着想,热爱班集体,将会使大家都拥护你,尊重你。
我还想为这本书提个建议:再配一些插图就好了。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的理解。就像《上下五千年》一样图文搭配,美妙绝伦……都不知道要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了。
我看过一本书《史记故事》,相信大家一定没听说过这本书吧,不过《史记》总听说过吧。其实《史记故事》就是由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炎帝,黄帝,下到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历史,包含了许多精彩绝伦的小故事的《史记》,在后人的改编下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记故事》。
《史记故事》中包含着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都有着不同品质,其中我最喜欢廉颇和蔺相如之间发生的故事,它说的是:蔺相如当了赵国的相国职位超过了廉颇,廉颇不服当众说:”我是赵国的大将多年来出生入死立过许多战功,而他蔺相如原本是宦官手下的门客,就凭一张嘴皮子竟爬到我头上来了!他要是碰到我我一定要当众出他的丑。“并处处为难于蔺相如。蔺相如不但不生气还处处让着他,并对人说:”我所以对廉将军这样忍气吞声,宽容退让,就是为了要把国家的危难放在首位,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啊!“当廉颇知道后懊悔不已,马上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家里去请罪。从此将军和相国成了生死与共的知心朋友,将相二人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读完这个故事后,我心想:古代的大将军都能知错就改,为什么我们犯了错不能勇敢的承认错误,寻求内心的坦然呢?读了司马迁的《史记故事》,我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发达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对我们炎黄子孙的坚毅和智慧崇拜的五体投地,对我国自古以来朝代的兴替有了比较清晰、深刻的了解,特别是《五帝的故事》,使我受益匪浅。
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他们都生活在远古时代,那时既没有文字符号记载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安定的生活,人们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为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后来炎帝发现许多小鸟在地上啄食细小的植物种子。他就把这些植物种子收集起来,种在地里,收获之后,煮熟食用,味道香甜可口,又饱肚子。
于是,炎帝向人们介绍这种谷物,推广种植这种谷物的方法。为了耕种方便,炎帝又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了一些农具。从此,这种谷物,也就是粟子开始了大面积种植,人们能够获取较充足的食物。为了感谢炎帝对农业的生产发展的贡献,人们尊称他为神农氏。
神农氏尝遍百草,多次误食有毒的食物,几乎丧命,幸亏他又找到了解毒的草药,挣脱了死神的魔掌。为了不让人们重蹈覆辙,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仍然去尝试各种植物。最后,他尝到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绿叶黄花植物。这种剧毒植物无药可救,神农氏不幸去世了。
炎氏之后,有一段时期非常混乱,各地诸侯乘机而起。轩辕氏决心消除战祸。他修行德政,安抚百姓,整顿军旅,收复了各地的诸侯。他又在逐鹿擒杀了南方诸侯首领蚩尤,统一了天下。后来,人们称他为黄帝。
黄帝执政后,仍然不忘天下的百姓,只要发生战乱,黄帝就去征讨,扫平判乱,安抚百姓,帮助百姓解决各种困难。他制定历法,让百姓按季节播种收获;劈山开道,方便天下人往来。他成年辛勤地奔波劳碌,从来没有在哪儿安宁的居住过。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创造,他们的无私奉献,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楷模。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无私精神的普照。他们的精神将永世长存,我们也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骄傲。我们还要把他们的精神世代传承下去,让我们的中华民族永远发达,永远年青,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部历史着作,它还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历史面貌。
在司马迁笔下,一个个人物都栩栩如生,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平淡简洁的语言,却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当时,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他的文字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让读者跟着他慢慢走,静候势态的发展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
我看到了唐朝的繁荣景象,秦始皇的残暴,还有崇武的汉武帝;看到了皇宫里的那些奇珍异宝,官场的勾心斗角,百姓的生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硝烟弥漫、汉武帝挥兵抗击匈奴的尘土飞扬《项羽本纪》是《史记》中很精彩的一篇。气势磅礴,情节起伏,场面壮阔,脉络清楚,疏密相间。读者们作为旁观者,依然不由自主的融入其中,感受那一切。破釜沉舟、鸿门宴、四面楚歌、垓下之围、乌江自刎等故事,相信早已家喻户晓,历代传诵。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面对秦军,是他率领江东的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面对危难,置之死地而后生乌江自刎,项羽抛开属于他的一切。舍生取义是项羽离开乱世的方式,但他何曾知道,自负,毁了他的一切。
我最近看了一本精彩的课外书《史记》。是关于古代近六十个小故事,至今有五千多年。写这本书的作者是汉代的司马迁。
每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的故事很感人,有的故事让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故事就是《大禹治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采用了疏通的办法。他先观察了地形,决定开山挖渠,凿了好几年,终于凿开了一个七八十米的大通道,河水流进了大海。大禹在工作的时候,好几次路过自己家门口,因为赶时间,都没有进家门,而是继续去了治水。成功不负有心人,大禹用了十二年左右的时间,最后终于治水成功。皇帝知道了大禹把水治理好了,为了顺应民意,就把自己的帝位禅让给了大禹,大禹继续为天下百姓服务。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学习,最终就会成功。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从三国开始,“史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编纂方法,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通史;还开创了我国史学家秉笔直书的治史传统。
说到这本书一定要提的是书的作者司马迁。写这本史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是一位史官,所以自小司马迁在耳濡目染下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遇到问题,司马迁总会追根究底,直到完全弄清楚为止。如果书本上找不到答案,他便会求教他人或亲自实地考察以辨真假。当司马谈患重病时,他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再三叮咛他继承父业。因此司马迁痛下决心要完成父亲的遗志,编写史记。后来,司马迁不幸遭遇了宫刑,他克服了宫刑的耻辱,忍辱负重,继续编写《史记》,经过了整整16年的不懈努力,才终于完成《史记》这本传世千年而被后人赞叹不绝的名著。他的这种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他总是能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评判历史。为大汉天子所不能容忍的韩信,司马迁为他记转;墙倒众人推的李广,司马迁仍从正面为他写下《李将军列传》。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历史上的哪些呼风唤雨的大人物,都被他请下神坛,还原成一个又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这种写法当然得罪了不少人,以至于后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连太史公也不知所踪。但太史公的这份客观,这份执着,以及这部史书所饱含的“不虚美不隐恶”精神从我一翻开它,就深深吸引了我。在《史记》里,他介绍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立木取信的商鞅,巧言退兵的陈轸,少年有为的孟尝君,错失良才的魏惠王,贪利失地的楚怀王等等。
但是最伟大的还是他在书里所表达的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表达进步的民族观。首先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大一统”,并且还表述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秦朝历史地位时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事业虽然依靠了暴力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事业的肯定态度。而且司马迁对西汉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极为赞赏,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其次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战争自古以来、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少数民族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每一篇都渗透出他的民族平等的意识。而通观这些民族史传,可以发现其内容并非单纯的夷夏分离的记述,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给人以各民族从来都是杂处、融合的印象。表达进步的经济思想。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
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种思想在《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篇中,都有较为集中的反映。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表达了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民主色彩。他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歌颂下层人士的品质才干,用了很多篇幅为他们树碑立传,诸如《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都属这一类。贯穿全书的是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杨恽,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的外孙,素有才学,喜好结交英才俊士,廉洁无私,先后继承父亲和继母的财产约一千多万,统统分给了别人。但他生性刻薄,侍才凌人,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对于违逆自己的人,想法设法加害,得罪了很多人。
宣宗时,宗庙演习礼仪,戴长乐代行天子事,回来跟椽史下属说:“我面见皇帝,接受诏书,代替皇帝演习礼仪,侯给我驾车”,有人就上述告发戴长乐“非所宜言”,下廷尉。
戴长乐疑心是杨恽教唆别人告发的,所以也上书告发杨恽。这样没影子的事,也能被怀疑上身,可见杨恽平时风评之恶了。
杨恽平时说话肆意,因此罪状极多,一撸一大把:董忠驾车奔入北掖门,杨恽对张延寿说:“听闻以前有奔驰的车撞上殿门,撞断门关,马儿撞死,而昭帝驾崩。”诅咒皇上。
韩延寿下狱,杨恽上书营救,有人问起,杨恽说:“事情哪里这么容易!正直的人不一定能保全。我尚不能自保,正如老鼠衔了比老鼠洞更大的东西就进不了洞。”意指当今皇上象老鼠一样不能采纳贤人。
观看西阁上尧、舜、桀、纣的画像,杨恽不称颂皇上为尧、舜也就罢了,却指着桀、纣来比较:“天子路过,多问问桀、纣的过错,可以得到借鉴。”
听说匈奴单于被杀,杨恽引用亡秦比喻当今说:“这种不贤明的君主,不用大臣的良筹善划,自取灭亡。正如秦世任用奸佞,诛杀忠良,终究亡国,如果能亲任大臣,国祚就能一直延续到今。古今一丘之貉。”
这么多罪状,随便一条都可以判死刑,幸好宣帝和戴长乐有旧交,不愿追究此事,各打五十大板,削职为民。
这下该学乖了吧?不,杨恽还是那样不知收敛,一边用原先的俸禄治产业、经商逐利,当时认为这些是不合卿大夫身份的事情,一边交接宾客,饮酒高歌,免官的人这样高调也不合适。好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好心劝说他,他写了封《报孙会宗书》,对自己被免官的事怨望不已,而且还讥讽孙会宗任职蛮戎旧地,该处品行贪鄙,桔化为枳,“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愿再和他多谈,狂之态,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有得一拼。
中国古代有一种以狂为刚直的逻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也是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因为狂就不能为大多数人所喜爱,也不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往往因言罹难,这言词就被认为是刚直不阿了,其实哪里就是呢?
侄儿杨谭对他说:“西河太守杜延年以前因罪免官,现在征召为御史大夫。你罪行轻,又立过功,会被重新起用的。”杨恽说:“有功有什么用?县官(皇上)不值得为他尽力。”杨谭说:“县官(皇上)的确如此,盖宽饶、韩延寿都是尽忠效力的官员,因事被诛。”
这里要解释下“县官”,有人误解用“县官”称呼皇帝是不敬,其实不然,这是汉人熟语,用县官指朝廷、天子,起源不详,“赤县”可以代指中国,疑心这“县官”就是“赤县”的“县官”。晁错《论贵粟疏》“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宣帝时赵广汉下狱,属吏百姓守在皇宫前哭号者数万人,有人说:“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这里的县官,就是指朝廷。
再说下盖宽饶,司隶校尉,曾经上书引用《韩氏易传》:“五帝以天下为公职,三王以天下为家业,家业传给子孙,公职由贤人继承,如同四季的运转,功业成就的离去,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该居其位。”当时执金吾议,以为盖宽饶意欲求禅让,大逆不道。
回到杨恽,这时恰逢日食,当时认为日食是天变,有小吏告发杨恽“骄奢不悔过,日食灾异,是他招来的。”按说古人认为日食是天变,但一般只有皇帝、丞相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责任,比如汉成帝的丞相翟方进就因“荧惑守心”,火星侵犯心宿二而被赐自杀,杨恽貌似还不够格。
廷尉审讯的时候搜查到《报孙会宗书》的底稿,其中杨恽对自己被免官的事怨望不已。其中有他教奴婢拊缶而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诗经》有比、兴的手法,屈原的《离骚》是以香草美人喻正人君子,美人见嫉、香草荒芜,比喻君王失道。廷尉就根据这个逻辑,得出结论:高山,喻人君;芜秽不治,喻朝廷荒乱;一顷,百亩,喻百官;豆,贞实之物,应在仓库,零落在野,喻忠臣(杨恽自己)见弃;萁,曲而不直,喻朝臣皆谄谀。
判决大逆不道,腰斩,妻子儿女流放酒泉。侄子杨谭、好友孙会宗、韦玄成、还有那个画眉的张敞一律免官。
后人往往看来觉得荒谬,其实这个逻辑本身还是遵循是不错的,王维“北阙献书寝不报, 南山种田时不登。”(《不遇咏》)就用过这个典故。这个判决,开创了比兴法判决的先例。到了明清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索引法,不要说香草美人,任何字句都可以成为大逆不道的证据。
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看完了王立群先生的新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项羽的影子投射在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但是他身上具有的素质断定了项羽这一生成就不了统一中国的帝业,辛苦打下的天下只能拱手让给刘邦。姑且不论项羽霸业未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读完此书后,觉得项羽乃至楚汉争霸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如下启示:
1、单打独斗永远<团队作战:
“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古语在项羽和刘邦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前者是失败的淋漓尽致,后者是成功的淋漓尽致。君不见,刘邦身边人才济济,文有张良、陈平、萧何等,武有韩信、樊哙、彭越等,也正是这些文臣武将充分弥补了刘邦个人能力的不足,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型团队,最终成就了帝业。而反观项羽,绝对是当时的单打冠军,名副其实的霸王,但身边真正派得上用场的得力助手又有几人。我们能记住的好像只有“亚父”范增和“堂叔”项伯,前者说实话也不是什么高水平的谋士,后者更是“吃里扒外”,不下三次救助了深陷危机的“亲家”刘邦。
2、领导人永远应当戒骄戒躁:
项羽是霸业的创造者,同样也是霸业的摧毁者。由于自身能力超强,所以在项羽的眼中和心中几乎看不见能人,几乎看不到别人的长处。项羽的“不容逆耳”、“刚愎自用”、“心胸狭隘”、“所封不当”早就妇孺皆知。这里只想特别指出他性格上的一个致命弱点:易发怒。纵观《史记》,有关项羽的记载用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怒”和“大怒”。整个《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一生中只有一次笑,那就是乌江自刎前的仰天大笑。实际上,项羽身上的弱点同样在很多企业的创业者和管理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无论如何,即使昨日如何伟大,如何成功,都应当戒骄戒躁,永远不要成为企业继续创造辉煌的绊脚石。
3、战略永远>战术:
对照项羽和刘邦,项羽是一个缺乏战略大局观的人,而刘邦在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则步步为营,很好地实现了起初的战略布局。荥阳会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这场耗时28个月的楚汉争霸中最长的一场战役中,项羽的疲于奔命就是“只重战术、没有战略”和“注重一城一池,没有大局观念”的鲜明体现,虽然荥阳大战从表面上看是以项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真正的胜利者却是刘邦,除了双方“中分鸿沟、楚河汉界”,韩信还控制了整个黄河以北的广大区域,形成从北面、东面包围项羽的态势,为最终的十面埋伏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
4、虚心学习竞争对手的优点:
论个人天赋,项羽应当强于刘邦。但为什么二流的刘邦最终战胜了一流的项羽,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刘邦的“三善”:善听、善用、善赏罚。翻译成现代汉语,刘邦是一个从谏如流、善于倾听;能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岗位;奖赏分明的优秀领导人。而反观项羽,这三个要素没有一项能得“及格分”。因此,最终的胜负可想而知了。这点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和企业家,重视竞争者研究,无论是系统的“对标”、“竞争者分析”还是“竞争者情报收集”永远都应当是企开花落,落叶归根,不免有些凄凉;雨过天晴,百鸟齐唱,让人惬意。自古离不开悲欢离合,离不开风情万种。昨夜赏花赏月,今朝回首,过去的终究已成为历史,只是那属于自己的,太平凡了。被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騒”的《史记》一书,是司马迁经历了这样几万个日出日落而写成的大作。区区风雪残月,区区孤舟泪影,儿女情长都置于身后。哪怕戈壁大漠,惊涛骇浪,都成了过往烟云,那只是生命沿途的风景,看似危机重重,对于司马迁来说,想必更是情何以堪啊。
我喜欢这样的人,这样的勇气,这样的灵魂。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有多少情谊,多少无奈,多少磅礴,多少真理,那些不平凡的历史有谁敢去触摸,要知道,作为一名史官,是需要粉身碎骨的坚毅和对生命的执着的向往。正是司马迁,一个勇者,一个英雄,用双肩背负起这个使命,从此把一生奉献给它,奉献给古人和来者。自己只留下一身正气,一个不屈,永远向前的灵魂。
的确是那样意犹未尽,看《史记》不仅是看它的内容,还要汲取它的精神和作者的人格魅力,看它横穿千古,纵贯时光的豪迈和风采,让我心生感激,想去拥抱奇迹的冲动,大气。我喜欢这样的境界,这样的传奇,这样的感慨,字里行间的呕心沥血,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笔触,写下了一页页,一篇篇,一种种传说,美丽的传说。
春秋五霸,秦王赢政,我读出了那种霸气;四面楚歌,屈原投江,我读出了它的沧桑。西施范蠡,乱世情缘;千金一笑,荒唐可耻;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完璧归赵,大快人心。包揽了三千多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历史动态,以及帝王将相,儒林侠士,名人雅士的种种事迹。
我喜欢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多彩。《史记》语言丰富多彩,具有辞赋的洗练,散文的晓畅,杂文的警策,它的语言风格也是精华。说《史记》具有史鉴的明智,诗歌的颖慧,数学的细致,博物的深沉,伦理的庄重,逻辑与修辞的善辩,是不为过的。
这部恢弘巨著,我不知该把它比作什么,也找寻不到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品读它。或者说,只要有空闲时间,即使读了上百遍《史记》,还会有不一样的心得和体会。这分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要把它装进心里,那是简单的,要把自己融入那个时代,就只有《史记》可以熏陶了。
我更多走进了历史,在一样的大地上,不断演变着不一样的传奇。追朔过去,这本厚重庄严的文字记载了一切,如今,它又要从封尘中活跃起来,在中华大地上诉说不老神话。窗外,是高楼,是大厦,是21世纪的科技。仰望蓝天,仍是曾经的一幕,或许湮灭是尘土飞扬,更加荡气回肠。踏遍千山万水,不如品味一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与泰山,或轻与鸿毛。
我敬佩司马迁能把《史记》写得那么深动,敬佩《史记》当中的每一个英雄人物,敬佩中国拥有那么丰厚悠久的历史。今天,我终于把厚厚的一本《史记》读完了,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收获还真是不小。
《史记》这本书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叙事简明生动,非常得吸引人。《史记》是历史的“实录”,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学价值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并且成功地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真正做到了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看完了每一篇故事,好像每个人物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还非常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我觉得,《史记》的语言真不愧后来被奉为“古文”的成就。
在《史记》这本书中,使我印象最深的历史故事是:《五张羊皮的故事》。这则故事主要讲了:春秋战国时候,爱惜人才的秦穆公为了赎回聪明才干的百里奚,用五张羊皮去跟楚人交换他,最后,秦穆公赎回了自己最喜欢的大臣百里奚。读了这篇故事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凡事都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像文中的秦穆公一样,他如果用重金去赎回百里奚的话,楚人觉得秦穆公很看重他,一定不会轻易交换。但是如果用五张羊皮去交换的话,楚人必定会很轻视百里奚而同意交换。聪明的秦穆公就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最终如愿以偿。我觉得我应该向秦穆公学习。
总而言之,在《史记》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了中国伟大的五千年的历史,同时,我还懂得了不少的知识,收获了不少硕果。我认为,《史记》这本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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