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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同学们,读了以上读后感是不是深有启发呢?别忘了记录下来自己感受哦
忙里偷闲拜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觉得很受启发,它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并明白了什么样的书才能称得上划时代的巨作,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经济学始祖”的称号。《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并延续至今。
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共分为五篇,总计三十二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全书基本涵盖了古典经济学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阐述,对后世经济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书中,斯密首先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节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的物品。而劳动的生产率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是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紧接着又论述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分工有以下的好处: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劳动置换的时间减少;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当论及分工产生的原因时,斯密认为劳动或者说职业的差异并不是分工产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带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至于交换产生的原因,斯密认为,主要源于人们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换取别人的,对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换,那么就必须有交换的媒介。这时斯密介绍了各种交换媒介,如牲畜、贝壳、烟草、鞣皮等,当然还有贵金属。那么这些媒介与交换物之间的交换价值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斯密把这个问题分成三点进行阐述: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即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国富论》中,有读者为其内容分为七个方面,值得一读。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这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劳动价值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反对殖民地政策。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
主张“自由放任”。亚当·斯密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另外,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政府的主要职责。亚当·斯密对于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教育的重要。亚当·斯密认为教育社会底层民众,国家虽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众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愈多,越有公正的判断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教育的推动,实不可稍有疏忽和闪失。
我认为,亚当斯密在书中也表达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劳动中,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量;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通过这么多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富论》中的不少论点跟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极为相似。不仅是这些,《资本论》中的很多其他的观点也可以在《国富论》中追根溯源。
亚当斯密渊博的知识和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绝对能让任何人折服。它涉及到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货币及价格的解释,以及利润、工资、地租、资本、税收、贸易等等的分析。再看书中提到的行业,从英格兰的制造业、到苏格兰的牧业,到印度的种植业,到北美的金银矿业,还有海上运输业、造船业、农业、建筑业,林林种.种。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社会的现象,如政府的法令、贸易的限制、工会、垄断等等。斯密在阐释自己的推断的时候,总会旁征博引,让读者不得不信服。
斯密的推断从实践的观察中来,往往一句话就能点明背后的规律,而又给人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试举一例,“什么东西增加了生产食物的土地的产出力,它就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其他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这句简短的话一下子就点出了市场的多个规律。
所以,《国富论》是一本难得的巨著,细心的拜读也实在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极大享受,也可以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它将起着指引的作用。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亚当·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顿的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他人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个人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
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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